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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的历史时是由犹太的中介而经中世纪的科学、医学和哲学流传下来的。全部的东方文化都渗透到希腊主义之中，达到相当强烈的程度，这是超乎一般想象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日复一日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班牙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邻居从非常高度发达的摩尔西班牙人文明那里学来了多少东西。在罗马，在格拉古统治时代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中间逐渐发展了以希腊模式为基础的那种基本语法研究。

瓦罗尝试使之系统化，但没有成功；但是这位伟大的学问家和高贵的爱国者一人单独为古罗马完成的东西可比得上在卡里马库斯命令之下由众多编辑者彻底搜索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之后所完成的工作。瓦罗49掌握了已被内战毁灭的第一手生活知识，在虚伪的奥古斯都复政之下，瓦罗进一步感觉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没有瓦罗的话，我们就不会掌握古代罗马人的真正知识，也不会知道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后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研究这方面的任何问题时都会追溯到瓦罗那里。瓦罗也保存了罗马人语言方面珍贵的信息。50瓦罗建立在正式计划之上的语法工作当然是没有价值的，充其量可以当作是古典学的历史了解希腊理论家在这方面知识的见解来源。语法作为一门明显的学科还没有建立，到了帝国时代早期才建立了语法学科，那时希腊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一起蜂拥来到罗马。帕拉蒙·莱缪斯出版了狄奥尼修斯。

来自贝利图斯的瓦勒琉斯·普鲁布斯或许可以把他比做是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编辑，他有关维吉尔的注释可比拟于他的楷模提昂有关希腊化时代诗人著作的注释。昆体良在一本规模很大的书中搜集了修辞课程上所必需的各种材料。希腊体系的建立者或许会批评昆体良的著作缺乏一种逻辑结构，这是公平的，但是昆体良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合理形式是非常杰出的。

苏维托尼戊斯是他那个时代既精通希腊学术，也精通拉丁学术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他仅仅是位编辑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说希腊语和说拉丁语的同辈。因此，自此以后的努力建树拉丁语的成就也就减少了，拟古主义的到来也分散了人们对古典的注意力，这种通过模仿而进行的拟古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有恒久价值的东西，甚至也没能保存卢西琉斯、恩尼戊斯的著作。

事情很快就恶化了，不久以后，衰退的文化标准迫使教育关注文学语言的保存。后来编辑的卷帙浩繁的语法、韵律和修辞方面的教科书一直存留到今天，但内容相当枯燥无味，这些著作在任古典学的历史何地方都没有表现出赫洛迪安那样分析问题的能力。埃琉斯·多纳图斯肯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塞维戊斯只是一位老学究，思想僵化。

普利斯希安在危机时刻的贡献是最重要的，不过也仅仅是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生活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代的君士坦丁堡的阿波罗尼戊斯·狄斯克卢斯著作中的错误。在那个时代新罗马勤奋地培养古老的语言，就像查士丁尼治下所进行的法典编纂所表明的那样。4世纪早期，最优秀的罗马人已看到希腊语的衰落对西方世界的拉丁文化所带来的威胁，他们想通过翻译来避免这种情况。

奥古斯丁本人几乎不能真正地研读一本希腊语著作，假如在波尔多仍有教授在传授米南德著作的话，这是公元4世纪高卢主要的学术席位之一，也是鲜有人能真正从中感悟到真谛的。然而仅仅是从这里，一些希腊语渗透到爱尔兰；在那里，希腊语存在的时间比欧洲大陆要长，这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代。然而，希腊语书籍似乎并没有流传到爱尔兰，全部细节仅仅是好奇心的产物。

为了能使那些说希腊语的人与说拉丁语的人之间相互理解，就必须有一些我们今天那样的各种字典和词汇手册，它们中的一些一直保存到今天，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人们仍在广泛地使用这些东西－一些俗语、方言仍旧从中不停地产生。反映在最后时期的古典学的历史语法著作中的学校语言与当地俗语的斗争是重要的，主要是因为这对罗曼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罗曼语是起源于通俗拉丁语的一种语言；这一情况同样适合使用通俗拉丁语写作的人，比如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马克斯·博内以非常典型的形式使用了格雷戈里的著作来说明这一进程。

比如皮莱格尼戊斯的《兽医学》,苏拉诺斯的医学著作和以巴巴洛斯·斯卡利杰里,尽管该书实际上是希波吕托斯的著作,著称的年代都属于同一类型。许多翻译粗糙的书相当难以理解，比如《阿拉图斯拉丁语》,以及《赫斯珀里卡的花园》都是难以理解的，而这些著作则被当作是古代英吉利学术的最后阶段的优美的拉丁语，要归咎于其他一些原因了。

很显然，假如教会决定不支持文学语言的话，就像教会在东方所做的那样，古老语言和古老文化就会完全消失，因此教会的支持就确保了语法和修辞在教会学校存在，这和以七艺形式表现出来古老的“百科全书般的”学问一起存在。在这关键时期仍被研究的作者们－在教会修辞著作古典学的历史中仍然是维吉尔、卢坎、西塞罗的作品在课程中还保持着他们的地位。远不止这些；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家庭，甚至在他们皈依了新宗教之后，仍旧关心保存古老文献，就像“订阅”了许多手稿所表明的一样，他们在尽力获得最佳的古代文本来复制和传播。

不必说，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不要把这些文本当作是学术校对的产物，因为那个时代对语法知之不多，更不用说复杂的学术研究了。就像后来所表明的一样，波伊修斯的翻译对中世纪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些译著最终为几个文科保存了一定程度标准的著作。但是，有一个人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了，这个人就是卡西奥多洛斯在卡西奥多洛斯从东哥特公共部门退休以后，他就在斯奎拉斯附近他自己的不动产植物园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斯奎拉斯不久也成为一个学术中心；他在这里建立一座图书馆，在《神、人读物导论》中为图书馆奠立了一份包括复制古代文本的职责、工作计划，也等于通过这座图书馆为后代指定了这份计划。

卡西奥多洛斯与东方的一些文化中心也保持联系；因为在意大利南部，希腊语还没有彻底灭绝，在图书馆也可以找到一些希腊语方面的书籍，尽管不是古典方面的著作。可以肯定的是，卡西奥多洛斯的植物园和图书馆并没有保存到伦巴底人古典学的历史时代，许多书籍似乎流传到波比奥,或许也流传到维罗纳的小图书馆－不过是以重写本的形式流传到那里的。由于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修士们坚持《神、人读物导论》的教导，卡西奥多洛斯的精神及其基本原则仍旧得以流传。蒙特卡罗·卡西诺修道16院的建立者本人从不奖掖学术，只是以谦虚的态度追随母体修道院，这就使得这个修道院在14世纪就像圣盖伦修道院和富尔达修道院一样缺乏文化。

另一方面，在法兰克王国，几个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不久就成为几个主要的学术中心。在法国有一些从阿拉伯征服下的西班牙逃出来寻求避难的人们；在西班牙，只要西哥特王国继续存在，就会继续保持罗马的传统，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已经搜集了所存留的古代知识。

现在，这些文献跨越边界流传到法兰西，并在这里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同时也使源于非洲的许多作品免于损毁，例如拉丁文献，无论怎样形容其意义都不过分的是，爱尔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随身携带这些书籍，到处传播学术，并建立新的修道院，其中一些修道院位于边界交界处，这就首先要求这些修道院为了基督教本身的缘故，必须赢得胜利，例如位于孚日的卢克索韦尔修道院,位于特来比亚的波比奥修道院以及圣盖伦修道院、莱奇诺修道院、富尔达修道院等。

克卢姆巴、盖卢斯和波尼法斯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的信徒之中有一部分是勤奋的手稿誉抄者，还有一些游离于修道院的学者，实际上对学术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墨洛维王朝统治之下发生的可怕事情是，又重新复归到蛮族主义,但这种蛮族主义让位于以查理曼命名的古代文化复兴。事实上，恢复了罗马皇帝称号的查理曼在复兴的每一个领域都起着领导地位，一位真正的君主，那些由阿尔昆领导的顾问不过是君主意志的工具罢了。

诗歌和散文变得更加古典化了，新的语法教科书、修辞书也表现出了这种品味。演说、著述也呈现出新的优雅。到处搜寻残存的古老文献，并精心地以复制文本保存下来。幸运的是，加洛林手稿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我们拥有的在时间上较迟的复本通常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文本和法兰克修道院。在这场复制古代文献的事业中，发展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值得以学术的名誉称呼它；当查理曼大帝以下述这个问题解决了有关真正的轮流吟唱时，大帝本人阐述了一个原则，这个对我们很有意义：“我们在哪儿得到更加纯净的水，在喷泉，还是在小溪？”

在讨论路德维希·特拉伯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院规时已如何把文本的真实性恢复到失传时的样子做了经典的演示，一方面，与固守标准文本的死脑筋相斗争，另一方面，想要成为优雅的维新事物。从其他时期的许多拉丁诗人的文本史上可以引用、些类似的例证。苏维托尼戊斯也为我们提供了塞维图斯·卢普斯之美妙方法的例证。

这场学术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塞维图斯，他获得古代手稿，相互比较，并做摘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相关文献做出了贡献，但他有时也会犯粗心大意的错误，如我们在阿拉特斯中发现的；实际上，全部加洛林文艺复兴与福提戊斯时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加洛林书法几乎是古代希腊草写小字的复制品，以书法类型来作为手稿谱系中的一环通常可以追溯到一本古书的仅存的版本，加洛林原型的谱系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原型。

古文书学处理这种学问要有一种特拉伯式的历史意识－在那时已经成为全部学问世界的关键点，古文书学对拉丁文本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至于希腊语，基本的作品仍有待于进一步去整理。仅仅从文献的角度来考虑加洛林文艺复兴只是一种相当片面性的方法。位于亚琛的大教堂、王官、微型艺术、象牙雕塑很明显是模仿罗马的建筑物，就像罗马建筑物是模仿东方希腊的艺术品一样。这时的西方世界是有能力把它们从外部世界借用来的东西做进一步发展的；但是这个突然勃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生世界是不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旧世界的笼罩之中。

恰恰相反，日耳曼语民族、拉古典学的历史丁民族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独特个性，不久就开始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了，而拉丁语是有助于民族语言达到臻美境界的。罗马式建筑、雕塑、绘画也焕然一新，同样的精神变化也刺激了那时的拉丁诗歌创作，诗歌创作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直到以民族语言来创作诗歌而达到巅峰。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是有别于东方世界的；在东方世界古典主义吸引不了平民大众，因此也不能引起新的、有活力的文化；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东西方世界对待古代世界遗产的不同态度。

加洛林时代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但这种研究没有被下一代所继承。毫无疑问，人们继续教授拉丁语，瓦克纳格尔甚至宣称在语法知识方面还取得了一些进步。事实是，在罗马模式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个历史编撰学派；在这个领域做的最优秀的是艾因、伦巴第·保鲁斯,保鲁斯的学问非常好，可以直接阅读菲斯图斯的辞典，并以摘要的形式保存了这部辞典,不过他们的继承者就要逊色多了。

人们勤奋地研究各位诗人，并以精湛的技巧模仿这些诗人，那时人们把奥维德当作最杰出的模仿典范；但是诗歌的高峰只是在诗歌取得了罗马人从没拥有过这样丰富的诗歌成就以后，并且以新的韵律形式时才能达到的。以拉丁语创作的这些诗歌自然要比模仿的诗歌优秀，鉴于这类新词汇已有很多存留于我们的科学术语之中，所以只有学究这类人物轻视学者的新语汇。

在现存学术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发现与古代学问相关的知识，甚至在十字军东征把西方世界带到与希腊世界直接接触之前，就存在希腊知识流入西方世界的潮流。南意大利从没有完全丧失其希腊特性，即使在伦巴第公爵统治之下时也是如此。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不断更换的统治者导致拉丁文化、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在这里混合了，一个几乎现代的观点是诺曼王子和他们的霍亨斯淘芬继承者－弗雷德里克二世、曼弗雷德他们深受这种混合文化的影响。

人们从希腊原文或阿拉伯文翻译了大量希腊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医学著作，萨勒诺医学校就因其获得了这类知识而著称。像许多来自摩尔西班牙的著作一样，这些著作也传播到北方。出现了与作为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另外一个亚里士多德形象，那一时代人们只熟悉亚里士多德这一人物，不过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也不同，有的热情接受，有的带有忧虑。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在英格兰更是如此。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罗伯特·格罗塞泰斯特,特别是罗杰·培根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特别是培根更富有大胆的原创思想。教会并不准备容忍这种发展，教会有能力使一切事物处于整个教会体系控制之下，这个体系就是由托马斯·阿奎那为正统的天主教所作出的权威解释。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仅仅是这里有没有希腊语言研究，甚至有没有从中产生一点对古典学术史研究兴趣的基础。困难之处在于缺乏与原始文献的接触，在那些为专家们准备的文献中缺乏富有希腊特殊性的闪光之处－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带有贵族气质的美与艺术－但愿将来能看到。

另一方面，中世纪盛期所自然产生的这些文化产品证明这个品质；这时的学者并不缺乏思想的原创性。这是一个几乎不能意识到可能存在不同风格、不同精神的时代，另一方面那时的建筑物比如哥特式建筑发展为能完美表现出设计者天才的每一方面。当然，修道院处于败落的状态；人们为城镇和华贵的庭院所吸引，放弃了修道院的生活。毫不奇怪的是在被人遗忘的修道院橱柜里埋藏着陈旧的羊皮纸卷；假如不从外界注入一种新的精神的话，假如不能发现这些羊皮卷的话，它们会最终全部消失，一种已积累了能量的精神注定是要扫荡哥特式艺术，扫荡经院哲学的，并以新的理想、新的生活方式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从那些模糊渴望中产生的这种新精神激发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以怀念罗马共和时代的伟大来躲避当今贫困的现实。哥特式艺术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没有将古典学的历史展到意大利，意大利到处存在的古迹使人们回想已逝年代的辉煌。实际上，意大利拥有一位其他民族不能比拟的诗人但丁,也就是从但丁开始，民族语言受到古典语言的影响；虽然但丁或许也曾为中世纪的景象、天主教的形而上学感到骄傲，但这并没有阻碍但丁去谴责教会所犯下的错误，但丁选择维吉尔作为他的导游。

托钵修会的新虔诚精神似乎不久就不是灵丹妙药了，吉拜尔派的梦想也破碎了，教皇被囚禁在阿维侬,失去了自由与尊严。这个世界不可忍受的重担使他们忧虑重重，人们在不断寻找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兴起了民族感情的浪潮。克拉·狄·里兹通过引用皇帝韦伯芗的法律来教导罗马人民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彼德拉克在丘比特神殿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而罗马昔日辉煌的形象就像一座遥远的灯塔通过荒芜的长夜照射过来。

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德拉克的主要目标是复兴罗马诗歌、修辞的壮美，开始搜索已为人们遗忘的古代罗马词汇，而这些是哺育新罗马精神的基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的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那场伟大运动的历史背景。